正当人们把大量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环境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之际，另一场危机正在给人们的健康和国家的发展带来同样危险的后果：那就是水荒。
全国十大水系水质一半污染;国控重点湖泊水质四成污染;31个大型淡水湖泊水质17个污染;9个重要海湾中，辽东湾、渤海湾和胶州湾水质差，长江口、杭州湾、闽江口和珠江口水质极差……
海河，流经京畿，滋养一方。但2013年调查，其主要支流皆重度污染，Ⅲ类以上污染水超过60%。
全国六成地下水水质较差极差
《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总体轻度污染，其中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五大水系水质污染，全国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中，约六成水质较差和极差。
同一份公报显示，国控重点湖泊中，水质为污染级的占39.3%。31个大型淡水湖泊中，17个为中度污染或轻度污染，白洋淀、阳澄湖、鄱阳湖、洞庭湖、镜泊湖赫然在列，滇池水质重度污染。而且，大量天然湖泊消失或大面积缩减，“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和“气蒸云梦泽”的洞庭湖湖面大幅缩小，“水情即省情”的湖北湖泊面积锐减、湿地萎缩。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题为《全球趋势2030:不同的世界》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气候变化、城镇化趋势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将产生巨大的水需求，到2030年将出现粮食短缺问题”。除了对经济和公共健康产生影响，水荒还会危及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严重的水污染恶化了中国的缺水问题。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在2012年指出，2010年全国废污水的排放总量达到750亿吨，河流水质的不达标率接近40%。他还说，三分之二的中国城市缺水，农村有近3亿人口饮水不安全。
现实是沉重的——全国657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属于联合国人居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
趋势是严峻的——水污染已由支流向主干延伸，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地表水向地下水渗透，由陆地向海域发展。
“目前，全国年用水总量近6200亿立方米，正常年份缺水500多亿立方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副司长陈明说。
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发出警告：用水需求与有限供给之间差距的扩大，以及大面积污染造成的水质恶化，有可能在中国引发一场严重的缺水危机。这一警告，绝非危言耸听，它正在变成现实威胁。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从事环境法研究30多年。她一针见血地指出：“雾霾大范围发生，人们经常碰到，因此被称作国家的‘心肺之患’。而水安全问题，正在构成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水污染加剧多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正是由于人们向大自然无度索取,使得本已稀缺和变脏的水,变得更稀缺、更脏。
在人口密集的中国北方，许多地方的地下水已不适宜人类接触，更不用说饮用和灌溉了。由于该地区涵盖了该国的几大农业省，农作物和牲畜也接触到了危险的污染物。很大一部分中国人表示对食品和饮用水安全感到“极度担忧”。
“扭曲的义利观”是重要动因
水污染加剧多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正是由于人们向大自然无度索取，使得本已稀缺和变脏的水，变得更稀缺、更脏。
只顾眼前利益、注重一己之私——“扭曲的义利观”是造成耗水过度、水质污染的重要社会心理动因。
盲目拉高速度、片面追求GDP——“被污染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是危害水安全的重要现实“推手”。
正视水安全“新常态”
古人云，善治国者，必重水利。水利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是发展的基本保障，是涉及民生的头等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大规模治理河道、修建水库等众多水利工程设施，对减少水患、增加灌溉面积、推动农业生产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仅取得显著成效，更体现出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些设施至今还在发挥积极作用。
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治水必须统筹兼顾，与治山、治林、治田等有机结合，协调解决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灾害问题。
面对地表水、地下水及近海污染的多重考验，加强水环境治理的思路创新迫在眉睫。为此，周生贤等提出实施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理念。
面对这种危急情况，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例如“南水北调”工程，这一计划耗资620亿美元。但这一工程面临许多障碍。除费用昂贵外，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受影响人数众多。许多居民要搬迁到别处，以便为工程让路。
专家们指出，中国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通过更合理地使用有限的供给来降低用水量和控制污染上。此外，应该实施新的规定，提高工农业的用水效率。
新兴城市的建设应该考虑到水的可用性，同时应该对污染企业实施罚款。
水是生命之源，水是梦想之基。
守护水安全，是当代每个人必须肩负的重大责任，任务艰巨、光阴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