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20年,20岁至45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鉴于性别比长期失调,有研究者据此推测2020年时我国将可能出现3000万光棍大军,且尤以农村最为严重。
身为农村问题研究人员,常年在全国的各个省市的农村调研,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刘燕舞在调研的同时,找了三个有光棍问题困扰的村落进行样本分析,研究得出光棍率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变化较为平缓,自80年代中后期至今,则逐渐加剧上升。
根据其形成的直接原因,可以将农村光棍划分为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与缘分宿命型四种经验类型,而经济贫困型光棍逐渐成为当前农村光棍的主要类型。
此外,农村婚姻圈的持续扩大,造成婚姻资源的不对称性流动以及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时期严重失调的双重挤压效应,客观上使得农村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具有较强的要价谈判力,从而使得婚姻高消费成为可能,并因此导致了经济贫困型光棍的形成。
46岁以上男性要争年轻女性
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于2007年1月11日发布战略研究报告显示,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与2003年抽样调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到2020年,20岁至45岁的男性将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鉴于性别比长期失调,研究者据此推测2020年时我国将可能出现3000万光棍大军,且尤以农村最为严重。
“46岁或以上的男性,如果找的是20岁至45岁的女性,那剩下的那些‘光棍’岂不是更多?”刘燕舞告诉记者,根据出生率以及男女比例来计算的“3000万光棍”,实际上并不准确。当这部分46岁或以上的男性,加入到了争抢20岁至45岁女性的队伍中,光棍的数量有可能会更多,形势也会更加严峻。
常年在全国各个省市调研的刘燕舞,关注到农村的光棍问题颇为严重,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山区村庄,甚至出现了“光棍村”。
他找到三个有着光棍问题困扰的村落进行样本分析,一个位于河南省南部,一个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另一个村落位于贵州省北部,将它们分别技术化地处理为“豫村”、“湘村”和“黔村”。
豫村共有人口2258人,22岁至30岁适婚年龄的男性200人。湘村共有人口1080人,22岁至30岁适婚年龄的男性125人。黔村人口2300多人,22岁至30岁适婚年龄的男性185人。
经济贫困型光棍最多
根据资料收集结果,三村光棍合计233人,光棍占三村总人口数的39.4%。。
刘燕舞介绍说,结合这233个光棍的个案材料,按照光棍自己与村民对他们之所以成为光棍的直接原因认知,将光棍分成四种类型:历史塑造型、身心缺陷型、经济贫困型、缘分宿命型。
历史塑造型的光棍数量并不多,但比较普遍。该类型光棍年龄多在60岁以上,豫村有9人,湘村有3人,黔村有7人。三村合计共19人。
身心缺陷型光棍,在人数上占有较大比例。他们有的智障,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身体残疾,缺胳膊少腿,或聋,或瞎,或哑,或跛,或者身材特别矮小,或者相貌确实过于丑陋等等。豫村有此种类型光棍25人,湘村有10人,黔村有18人。
一些男性在迈入适婚年龄后却因为经济贫困而娶不到妻子的情况在农村非常普遍,因此,他们将因经济困难而娶不到妻子的光棍叫做经济贫困型光棍。
因经济贫困而娶不到妻子的情况在人数上,在三个村庄均排第一位,在湘村共有33人,在豫村共有47人,在黔村共有58人。
因此,可以说这种光棍类型是目前农村光棍中最主要的类型。
上述三种光棍类型一般都能找到直接原因,还有一类是“不好说”或“说不清”的光棍。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属于“命”或“没有缘分”的人。因此,将这种类型的光棍叫做缘分宿命型。他们既没有身心缺陷,也没有受所谓历史成分的影响,甚至经济状况也都还比较好,但就是没能够娶到妻子。
根据调查,豫村有这种类型的光棍7人,湘村有5人,黔村有此种类型的光棍8人。
经济贫困型光棍越来越多
“所谓光棍率,就是指在一段特定时期内,光棍数量在适龄婚姻人群中所占的比率。”刘燕舞介绍说,从总体光棍率的演变趋势来看,三个村庄的情况基本相似。
通过分析农村光棍中最主要的经济贫困型光棍可以看出,三个村庄中这种类型的光棍率几乎都呈上升趋势。
其次,三个村庄的经济贫困型光棍率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就是说,这15年间,经济因素对是否成为光棍的作用微乎其微。
然而,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济因素对光棍的形成却几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因素导致光棍率的上升与整体光棍率的上升几乎是完全吻合的,其变化轨迹几乎一致。”
因此,他认为,在近40年来的光棍类型演变中,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经济因素的作用甚小,而此后则几乎成为唯一影响光棍率的决定性的社会因素。
婚姻资源向经济强者集中
“婚姻在农村成为‘高消费’,几乎无一例外。”刘燕舞说,总体上而言,南方农村越来越偏向于要求男方在结婚时到城镇或县城甚至市区买商品房,而北方农村则强烈倾向于男方在结婚时必须在村子里建好新房子。至于彩礼的节节攀升,南北均同。
他认为,婚姻成为“高消费”,是由于支撑婚姻成为一种高消费的机制是婚姻圈的扩大,与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时期严重失调的双重挤压效应,从而客观上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具备将婚姻变成一种高消费的谈判权力。
因此,无论从结构上还是从观念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都有利于促成农村光棍率的急剧上升。由于经济分化的加剧以及农村内部人员构成的异质性,使得经济因素越是成为决定婚姻成败的关键因素,就越是天然地不利于经济条件差的家庭,由此,婚姻资源的配置也就更加不公平。
从当前农村光棍现象的演变情况来看,经济条件弱者恒弱,以致他们快速地迈入光棍大军的行列,而经济条件强者恒强,从而使婚姻资源快速向他们集中。
